如果长辈是国外华侨，子女倒是可以去继承遗产当现成老板的。但这种现成老板也不多，一方面是过去的温州人外出当苦力的多，后来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多。倒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年轻人中，现在有不少已经成为老板，有的还成为大老板。因为他们有文化、有思想、又有胆识。文革前，据说温州华侨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板。当然这里的“首富”并非福布斯排行榜，也没有权威机关去印证，只是传闻而已。这位林姓老板在温州银行的存款最多，有二十万元人民币。紧接其后的是一位郑姓华侨，十七万元人民币。在当时，温州地 委书记王芳的工资最高，也不过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，这个二十万当然是天文数字。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，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，并且即便是号称“首富”、“二富”的老板的儿子也找不到工作。他们只能自己集资建华侨中学，集资办华侨针织厂，林老板、郑老板的儿子都在这个厂工作。文革时我在纺织部门工作，与他们都相熟。也正因为这些华侨子女在一起工作，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间大致也了解，可见这个“首富”与“二富”还是比较确切的。
提起这位林老板，有一个传奇的发家故事。既然是“闲说”，也在这里说一说。林老板是温州江北岸人(现永嘉县瓯北)，因为家里穷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当苦力。温州是著名的侨乡，在温州华侨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壶、瑞安的丽岙、永嘉的瓯北和七都岛。但这些地方都很穷，玉壶是穷乡僻壤，丽岙有“女儿勿嫁丽岙底，一锅薯丝一把米”之说。正因为穷，才会飘洋过海去冒险，并且是亲带亲，戚携戚，出去的人越来越多。林老板在日本当苦力，赚不了多少钱，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，妻子在家生活无着，丈夫一去又无音讯，为了一口饭吃，只好嫁到藤桥山底去。林老板后来到一个餐馆打工，这个餐馆的老板与老板娘是老夫少妻，老板很快去世，老板娘见这位伙计人又勤快，脑子也灵活，样子也不错，后来就再嫁给他，他便真正成了老板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日本成了战败国，美国来管理日本，一如现在的伊拉克。当时规定与军事有关的企业一律取缔，但如果股东中有战胜国的公民，并占51%的股份以上的，可以保留该企业，改为生产民用品。据说这样规定是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。这规定却让日本企业有空子可钻。中国也是战胜国，有人就找林老板，将自己企业的51%股权送给他以逃避取缔，林老板除自己的餐馆之外，一下子又成了四个企业的大股东。
日本战后，百废待兴，企业的发展很快，林老板的头脑又灵活，分到利润后再去投资，没多少年便成华侨中屈指可数的大老板，东京华侨联合会的副会长。可惜膝下无子，餐馆的女老板又先他而去。他在参加归国华侨观礼团时乘机回温州寻亲，找到了已嫁到藤桥的老妻。好在老妻育有二个男孩，长子名叶通，他将叶通过继为自己的儿子，在叶通上再加自己的林姓，便名林叶通。将他送到温州华侨中学读书，又花四万元买了一幢华侨新村的别墅，并在温州有了二十万元的存款，供老妻与继子用。老妻与后夫生活的年数比他长多了，他一走，就将后夫接到温州的别墅里来。这位出身农民的藤桥山底人，种惯了蔬菜等作物，到城里来也闲不住，在别墅的前后种了不少蔬菜和瓜果，成熟时自己吃不了，还挑到菜场去卖。
林叶通的结婚典礼在温州华侨饭店举行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非常轰动的事。我的朋友王铸迪因为父亲在日本，与林老板相识，也去参加了这个典礼，曾经跟我说起这个盛况，使得我记忆犹新。王铸迪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，曾短期在温州的兴无棉纺厂任厂医，林叶通的妻子正是兴无棉纺厂的职工。王医师与她素有来往，知道她在婆婆的逼迫下，也曾挑着家里种的菜蔬去菜场卖。“首富”的媳妇卖小菜，足作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文革时，因为“海外关系”被抄家，是“纺织系统红卫兵”执行这个任务的。其中有我认识的来告诉我，林叶通的钱真多，抽屉一拉开，七八百元现金就放在那里。七八百元是人家两年的工资，当时拾元票是最大的面值，当然看得那些个“红卫兵”眼一亮。他还告诉我，就是可惜了这么好一幢别墅，里面摆了好几只腌咸菜的桶、腌海蜇的缸和收摘来的南瓜、丝瓜等等。
后来，形势稍有好转，林叶通先生便带家携口去了日本当他的老板去了，与他同时或前后出国去当老板的人也有不少，如意大利著名的华侨林华鑫也是那时去的。林华鑫先生是混血儿，长得特别好看，当时是温州有名的“半番”。“半番”就是半个番人（洋人）的意思。记得他去意大利后第一次回国，我朋友潘嘉兴去上海见他。他那时住上海华侨饭店（即如今南京路上的金门大酒店），老门童不让潘嘉兴进去，且态度非常差。林华鑫一下来，那门童立即低头哈腰了，恨得潘先生咬牙切齿，称狗眼看人低，还在我面前发过一通感慨。为此我后来有条件后去住过几次金门大酒店，按当时的眼光看还不错，现在就不大愿意去住了，因为除了厚实的花岗岩里面还透出一种历史的沉重之外，其余便不足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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